2016年：《章学诚的历史形上学论析》，载《中国哲学史》第4期。
至善只求诸心不仅是指点本体何所在的命题，也是指点工夫以何为据、如何下手的命题。这种本体与工夫的脱节、断裂果真出现在阳明思想中的话，那就意味着决定这一阶段阳明思想基本面貌的龙场悟道的成果，终究而言只有本体论意义，而很难说有什么工夫论意义。
这个问题可以如此表述： 阳明中年经常使用的心、诚、独知、至善等概念，均可称为本体，然而晚年却最为重视良知，并且只有晚年念兹在兹的良知，在阳明学中不仅表示良知本身的含义，还可以直接作为本体同义词来使用，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？之所以良知可以直接作为本体的同义词，是因为中年提及那些概念之际，阳明的问题关切不在于做工夫的本体支撑。要点就在于由心即理的本体命题，必然引出的至善只求诸心这一工夫命题。此间有个诀窍，表明依循良知的工夫，是简便易行的工夫。正是为了使知是知非之心不受遮蔽，才有必要做格物工夫，由此才引发格物与诚意的重复，并导致工夫的颠倒、循环尽管就目前看尚有差距，但重要的是这种前景并非不可能，因此事先成为一个问题。
如果说语言创造了复数可能世界的抽象存在，那么，元宇宙很可能将发明第一个被现实化的可能世界。因此，元宇宙会成为一个技术汇集中心，在技术足够密集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建构一个新世界。只是在身心合一的基本思想中，心更重要。
他因而不同意干宝认为男女犹阴阳也的解释。那得个人在上面分付这个。今须要知得他有心处，又要见得他无心处，只恁定说不得。（参见冯友兰，第54页）但此主宰是何含义？在有些地方，朱子是直接以天理来诠释天地之心的，因而好像天心就是天理的另一种说法，如这一条： 问：天地之心，天地之理。
《论语·尧曰》：敢昭告于皇皇后帝：有罪不敢赦。《易》有阴阳，《诗》有五际，《春秋》有灾异，皆列终始，推得失，考天心，以言王道之安危。
《纬书集成》，1994年，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辑，河北人民出版社。天者万物之祖，万物非天不生尧让天下于许由的寓言，在对比中贬损着儒家所祖述的圣王。他的学说在三晋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，见《战国策》和《吕览》。
列子的另一次被提及是在《应帝王》中。这是一种真正的同情，超越思想之间的紧张和冲突，超越表面上的互相攻击和漫骂。《齐物论》中大道不称，大言不辩的说法是认真的，庄子更喜欢用不知或者无言来表现真知的状态。这两类形象有一个明显的区分，就是在前一类中，孔子的对话者或者寓言中的对手都是庄子寄托其理想的人物，因此孔子被设计的异常谦虚，或者先倨而后恭。
表达的无一不是庄子的思想。当孔子对颜回耐心的说着心斋道理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能看到躲在后面的庄子的微笑。
《齐物论》所说大仁不仁、自我观之，仁义之端，是非之涂，樊然淆乱，吾恶能知其辨？直接针对的是儒家的核心主张。这种思想上的联系应该是庄子有限度地肯定列子的主要原因。
《养生主》老聃死的寓言，借秦失三号而出表现着对儒家礼乐制度的抨击。在一般的思想史描述中，庄子被认为是老子思想的主要继承和发展者。我们且看庄子笔下老聃的话： 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，以可不可为一贯者，解其桎梏，其可乎？ 明王之治，功盖天下，而似不自己。斯乃凡情执滞，妄见死生，感于圣恩，致此哀悼。就《庄子》内七篇所见，儒家和墨家无疑是庄子最注意的学派。比较起来，儒家是热切的，热的不能忘怀恻隐，并一直追求着推己及人。
他最著名的说法当然是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，这个经常被曲解的命题，显然是针对着墨家腓无胈，胫无毛的说法，用以显示生命的重要。他们辩论的话题主要是关于物的，譬如大一小一，无厚不可积也，其大千里之类，相反的却忽略了关于人的一些问题。
对于一个思想家而言，他所考虑最多的并不是那个肉体的人，而是那个人所表达的想法。那种不考虑环境的盲目追求，就好象是螳臂当车，他们的勇气固然可嘉，可是其悲剧的命运早已经决定。
对自己则是摧残和虐待。同时或者稍后一些则有邹衍，这是阴阳五行学说的代表。
在道家的传统中，尽管老子已经注意到了虚的问题，有致虚守静、虚心实腹之说，可是其重要性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强调。这当然是一种写作的技巧，因为此种安排本身就有贬抑惠施的作用，作为提问者，而且又没有再出场的机会，其角色的被动是显而易见的。以一般的情形而论，庄子生活的战国中期，是一个思想与学术都异常活跃的时代。这一点显然不会被庄子所认可，但他对生命的强调无疑给庄子做了最好的铺垫。
而且他更把虚由道落实到人的心灵之上，提出心斋之说，并以坐忘来指示具体的实践途径。而以成玄英的道士身份，再加上生活在普遍尊老的唐代，要他去批评老子恐怕是异常的困难。
儒家时时刻刻还想起自己，想着亲疏远近，还在做着区别，墨子则要把自己和别人一视同仁。这种分歧构成了庄学一个重要的背景，我们可以透过文字去了解。
庄子对孔子的不敬，乃是他们思想分歧的真实的反映。如果结合《缮性篇》所说：古之所谓隐士者，非伏其身而弗见也，非闭其言而不出也，非藏其知而不发也，时命大谬也。
但在我看来，如果有不同的话，也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，外杂篇显而内篇隐。这和庄子当然是不同的。虽然没有杨朱的名字，可是在庄子关于生命应该摆脱外物的控制的主张里面，我们也许可以发现杨朱的影子。又注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。
故有心亲爱于人，故人不能忘。庄子对于儒家的批评并不是抽象的否定，而是认为它不适合于当下的时代。
我们看内篇中孔子的形象，大体可以分做两类，一类是被嘲讽或者教诲的对象，一类是庄子的代言人。譬如司马谈对于道家的概括以虚无为本，以因循为用同样都适合于老和庄，虽然在老子中主要体现为为君之道，到了庄子这里则基本上是处世之术。
即便如司马迁所说，庄子于当时的学术无所不窥，但其中也还有着主次轻重的区别。另外，法家以其重耕战的理论适应了君主和时代的要求，在各诸侯国的朝廷中大都占据了主导的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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